作者：郭炳洁
在我国的上古文明中，河洛地区长期处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位置，这就促使传统文化中的显学——史学在这里萌芽、发展并走向辉煌。
东汉时期，史学有所发展。汉明帝调集史官在洛阳兰台、东观集体编纂史书，《东观汉记》历时一百多年，集几代史家心血编修而成，是我国最早一部官修史书，因是当代人记当代史，所以史料价值很高。《汉书》的作者班固自幼随父在洛阳求学，16岁入太学学习，明帝时任兰台令史。他一面撰修国史，一面继承父业撰写《汉书》，历时二十余年基本完成。和帝时命其妹班昭、同乡马续在东观续写八表和《天文志》。汉书以其“包举一代”、“上下洽通，详而有体”的特点成为历代纪传体的模本。献帝时河南许昌人荀悦在洛阳以《汉书》为蓝本改纪传体为编年体，完善了编年体的写作形式，成就了编年体断代史《汉纪》。河南项城人应劭撰写的《风俗通义》是关于东汉社会风俗制度的著作，其中含有大量有关洛阳的内容。
魏晋时期史学家的视野更加开阔。“前四史”之一的《三国志》，是由西晋著作郎陈寿在洛阳撰写。他将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历史集于一书，首创纪传体分国记事的体例，同时它不拘泥以王朝断限，保证了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先后联系性和完整性。西晋的陆机在洛阳写成《陆氏要览》，主要介绍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考索名物制度。北魏郦道元长期在都城洛阳为官，撰成历史地理名著《水经注》，以水道为纲，记载天下水道分布变迁，兼及四方风土人情。北魏杨衒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，广记北魏时洛阳佛教寺庙和园林，成为今日研究六世纪洛阳经济地理的珍贵资料。
唐时史学体裁更加丰富。河南安阳人李延寿志高才厚，独力编撰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，材料充实，文笔简练，被列为正史。偃师人唐僧玄奘据其亲身经历，著写《大唐西域记》，记录七世纪中亚、南亚的史料，填补了这一地区古代史料极缺的空白。河南开封人吴兢作《贞观政要》，成为研究唐初历史和贞观政治的重要史料。唐韦述的《两京新记》是专门记述长安和洛阳京城建设的著作。
北宋时期，东京汴梁与洛阳相互辉映，将河洛史学推向辉煌。北宋政府十分注重当代史的编撰，京都汴梁史官机构分类详细，空前完备；官府组织人员编修了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册府元龟》等大型类书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。在西京洛阳，云集了邵雍、程颐、程颢、司马光等文化巨匠，他们使洛阳成为当时的学术与文化中心。司马光居洛十五载，组织编撰了卷帙浩大的不朽史著《资治通鉴》，该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，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。它打破了纪传体史书正史独尊的局面，以宏大的体制、严整的义例、丰富的内容、生动的语言在中国史学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。
济济史家著青史，赫赫史著照千古。河洛史学是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《洛阳师范学院报》河洛文化
